哈爾濱的趙雷和李丹將校園戀情修成正果，但自新婚之夜開始，婆婆就穿著睡衣躺到他倆的雙人床上睡覺一睡就是三年，而且婆婆還不准小夫妻要孩子。這樣的婆媳關係嚴重影響了夫妻之間的感情，今年5月倆人協商離婚。
哈爾濱的趙雷和李丹本是人人艷羨的一對兒，不想今年5月結婚五年的二人卻牽手走進了離婚登記處。見狀離婚調解員上前勸說，才得知小兩口離婚的原由。
趙雷初中時父親去世，母親一人將其撫養長大。而李丹年幼時，父母離異、跟隨奶奶長大。相近的成長經歷，讓同在異鄉上大學的兩人走到了一起。畢業後，兩人先後在哈爾濱找到了工作，並在婚前購買了一間一居室。很快二人回趙雷老家辦了婚禮，婚後趙雷媽媽便跟隨小兩口到了哈爾濱生活。
“我們沒有父母的經濟支持，在哈爾濱勉強買了一居室，可婆婆非要過來和我們一起住，在臥室添置了一張單人床，旁邊就是我們的雙人床。新婚之夜開始，婆婆就穿著睡衣躺到我們的雙人床上睡著了，這一睡直到三年後我們換兩居室。”李丹說。
“我只有這一個媽，她來投靠我，我不能讓她出去住，房子再小，只要有我的地方，就是能讓母親依靠的家。”趙雷說。
離婚調解員單獨問趙雷：“婚後，您和妻子的夫妻生活怎麼辦？有沒有想過這樣委屈了妻子？”
“我們的新婚之夜是在家樓下賓館裡度過的，此後和老人住在一起也不方便，就基本沒有了，所以一直也沒有孩子。我覺得挺虧欠妻子的，所以後來我們又貸款買了兩居室。”趙雷說。
原以為“彆扭”的生活會隨著兩居室的購入有所改善，不想卻成了離婚的導火索。
“婆婆再婚，和叔叔蜜月遊後就住進了我們的兩居室。日常不方便也就算了，婆婆還經常不敲門就進入我們的臥室，找東西、送水果、問手機平板怎麼用……總之是各種藉口，生活是無邊的黑暗，彷彿時時刻刻被人監視。”李丹說。
“我也沒辦法，無論我媳婦如何忍讓、討好我媽，我媽都沒說過她一句好話，還跟我說不讓我們要孩子，怕將來離婚麻煩，她還得帶孩子。我們的婚後生活就是一場折磨，我們只能協商離婚，看我媽啥時候能醒悟！”趙雷哭訴道。
雖然感受得到小兩口還有感情，離婚也有賭氣的成分，但離婚調解員也很無奈，只得尊重他們的決定。（文中當事人為化名）
農村保姆成功上位成女主人，20年後才發現被男雇主“套路”。近日，“被離婚”的王香（化名）在辦理離婚登記時向離婚調解員道出了婚姻始末及如何“套路”。
1995年，王香經農村老鄉介紹到哈爾濱一高知家庭做保姆。新雇主家只有一位67歲的男雇主，其妻子早逝。王香有些猶豫，畢竟自己一個單身女人照顧男雇主不太方便，但試崗幾天后，王香發現男雇主何偉（化名）知書達理、身體硬朗，王香每天的工作就是做飯洗衣、收拾家務。輕鬆的工作和每月500元的工資，讓王香最終同意在何偉家工作。
三年的朝夕相處後，何偉提出要和王香結婚，王香再次猶豫了起來，雖說何偉的三個兒子都不反對父親再婚，但王香畢竟比何偉小30歲。
“結婚登記都沒敢和父母和好朋友們說，畢竟都是農村的，思想上接受不了，怕人背後議論。我就匆忙拿著戶口本和他領了結婚證，回家時做頓好吃的算是慶祝了。當時想，我一農村保姆，他是大學教授，他願意和我結婚，那我就盡心盡力照顧好他。”王香說。
結果，2018年四月末的一天，王香收到了何偉提出離婚的重磅消息。
“我不想和她過了，結婚時買的一個使用面積20多平方米的房產留給她，算補償了，再要別的我也沒有。”離婚時何偉說。
“我們結婚20年，每月生活費用從500元漲到3000元，這些錢我還得買菜買衣、繳納水電煤氣費……逢年過年，我還會給你的孫子、孫女包紅包，原來這麼多年，你早就想好了，把小房子留給我，你真是找了個保姆啊！”離婚調解室裡王香哭著說。
“何先生，20年前怎麼沒想找一個年齡相當的女士共度餘生呢？現在王女士60歲了，您要和她離婚，她餘生沒有生活來源要怎么生活呢？”調解員說。
“當年找個歲數大的，還不一定誰照顧誰呢。這我們離了，我還能再找一個40多歲的。我沒有錢留給她，多要一分也沒有。”何偉說。
多少人曾愛慕你年輕時的容顏，可知谁愿承受歲月無情的變遷……重組家庭、半路夫妻，每個家庭成員之間的融合都是一次考驗，但在做好準備經受考驗的同時也請擦亮雙眼，保障好自己的基本權益，“醜話說在前”就算傷感情也比傷心強。
現在這個社會閃婚閃離屢見不鮮，希望大家樹立正確的婚姻觀尋找更好的婚姻經營之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