女生丹丹與一男性朋友在線聊天，她問：到福州做什麼?
他回答：玩。順便辦點事
丹丹警惕發揮：玩女人?
他的回答是：順便和女人一起玩，不叫玩女人哈。
這個建設性的觀點，突然讓丹丹醒悟過來，為什麼非要把自己定位成“被玩的人”?
我們常常情不自禁把自己打扮成“受害者”，然後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憤怒、憂傷、愁怨。特別是一些女子，在愛情領域裡，喜歡抓起林黛玉的衣服就穿，如同東施皺著眉頭學西施喊疼!彷彿生來注定就是要做悲情的角色，垂淚看花落，漫步空城，顧影自憐。這似乎也是東方審美的一種情趣，憂傷的前綴，竟是“美麗”，約定俗成，司空見慣。
喜歡、習慣做當然的“受害者”，其實是弱者心態反映，是逃避責任的行為。我們會本能地唾棄“被撻伐的狠角色”，猶豫地放棄“被尊敬的好角色”，然後順水推舟扮成“被同情的角色”。
把自己“鎖”定為“受害者”後，好處是讓自己可以有種逃離的、被迫的解脫的快感，就好比快刀劃落肌膚、疼痛之前那瞬間冰涼的爽，接下去卻是真正的瀰漫性的受罪。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，就是甘做心靈的病人，其靈魂的本質，是自卑，自虐，甚至自殘。
快樂是最自然也是最易得的獎賞。為什麼不可以快樂地愛?愛是肯定，不是否定，是“加”，不是“減”;是自主，不是被迫;是陽光沐浴，不是黑暗掙扎……
不少女性彷彿條件反射地一“愛”就“唉”，一聲嘆息，一生病態。幽怨做“愛人”就做“詩人”，而詩人多是藝術“怨者”，一種文字的怨婦。所謂“牢騷”宜於散文，而“憂傷宜於詩”，以及“詩是關於憂傷的奢侈”，都是中國文學傳統裡一個固定套路，好端端過著閒適日子的人一作詩就情不自禁“傷春”“悲秋”……“不病而呻”，在他們看來是多麼便宜或僥倖的事，假病還會產“生真珠”。
古代有個李廷彥，寫了一首百韻排律，呈給他的上司請教，上司讀到裡面一聯：“舍弟江南沒，家兄塞北亡!”非常感動，深表同情說：“節哀順變!”李廷彥忙恭恭敬敬糾正：“實無此事，純粹就是為營造憂傷煽情氣氛。”這事傳開了，成為笑柄，有人還續了兩句：“只求詩對好，不怕兩重喪”。
引申開來，“受害者”心態瀰漫，不僅愛得不晴朗、快樂，還會使他們習慣性地拒絕反省自身的責任，總感覺自身很無辜，然後理直氣壯地要求別人承擔責任和義務，甚至內心變得狹隘。本想以退為進，彷彿也省事，卻把自己的角色囚禁在一個尷尬的弱者、病者的位置上，這是最危險的，其實也不划算的，還有什麼比疾苦更苦，還有什麼比做弱者悲哀。